白居易《长恨歌》教案|王安忆《长恨歌》教案
关于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作者在作品中对“日常生活”和“历史”的看法，是通过“日常生活”展现“历史”，表达“日常历史观”。
1.王安忆与《长恨歌》
王安忆，当代女作家，1954年生于福建南京。1955年，她随母亲茹志鹃移居上海。1975年冬，他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雨》、《萨沙·武贾西奇》。著有长篇小说集《雨》、《沙沙》、王安忆短篇小说集《终点》、《时间的流逝》、小说集《小宝庄》、初中69、《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回、《父权与母权线的神话》、《长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洲》(与茹志娟合编)其中《这列火车的终点》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路过》、《小包壮》
1995年，王安忆的《长恨歌》在钟山连载，年底单行本出版，迅速引起评论界的关注。批评者认为王安忆的创作直接继承了张爱玲开创的“海派”文学传统。2000年，《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随后在一个以《三城记》(上海、香港、台北)命名的出版计划中，王安忆成为上海的代言人。这本书《长恨歌》以一个美丽的上海故事，再次受到媒体和学界的青睐。人们不仅“在小说中阅读这座城市”，而且在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想象和争论中阅读这部小说。
王安忆是当代创作丰富的女作家，她的创作也呈现出多变的风格。20世纪80年代，萧引领了“寻根”文学的潮流。此后备受争议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系列，就是这一时期的大热作品。王安忆几经转型，于90年代开始了她的“上海故事”系列，出现在《长恨歌》之前的实验小说《纪实与虚构》中。此后《梅头》、《傅苹》、《红菱种藕》相继问世，王安忆对“上海”的叙述一发不可收拾。
小说《长恨歌》以委婉、冷静、细致的笔调，虚构了一个美丽善良、柔弱女子的不幸人生和悲惨命运。从她虚浮务实、细腻苍凉的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类共同的无奈。活着是一种苦，无处可逃，别无选择。同时，在更深的层面上，小说可以说是通过一个女人的故事表达了一个城市的传奇和命运，也体现了自己对沧桑的悲哀。在叙事风格上，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其中蕴含着作者的思考，是对上海所谓“弄堂文化”的一种思考和挖掘。上海这种独特的“弄堂文化”是历史和传统造就的，也是每一个上海市民参与形成的。作者在思考“弄堂文化”和“城市命运”的同时，也对那些远离时代主流、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女性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所以整部小说，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普世的人情。正是这种感悟，渗透着作品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让每一个读过的人都久久回味。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曾授予王安忆“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奖”，对《长恨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而是一种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历中很难感受到的城市愿景。这样的大手笔在当前的小说界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一部史诗。”
二、故事和主角
1.一个好故事
小说《长恨歌》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让每一个一口气看完的人都仿佛陷入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漩涡，无法马上走出来。有一个好的故事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前提之一。
这部小说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几个章节。第一册第一章有五节，分别是“胡同”、“闲话”、“闺房”、“鸽子”、“王启尧”。这个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故事的影子，因为都是描述性的语言，与叙事无关。可以说，第一章是“上海弄堂”的鸟瞰。没有人物出现，只有巷子、谣言、闺房、鸽子等日常图片。甚至在“王启尧”一节中，作者也避免了具体人物的出现，而是把“王启尧”描绘成一个“群体形象”——因为“王启尧是典型的。作者不遗余力地为故事做了细致周到的铺垫，为主人公的出现营造了氛围。几段之后，读者会不自觉地进入上海的典型情境，情绪会深深地沉浸其中。
直到第一本书的第二章，小说才开始讲述故事。在一片粗犷的弄堂景观中，王启尧的故事缓缓展开:这位上海弄堂的普通女儿，凭借美貌与内在美，在1946年的“上海小姐”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为引人注目的“第三届小姐”。她本能地不安分，拒绝了对她忠心耿耿的程先生，成了爱丽丝公寓里的金丝雀，和一个大权在握的国民政府官僚在一起。1949年，上海解放，一位高级官员去世，王启尧在外国短暂避难后回到上海，在一个叫李平安的小巷里隐藏了自己的身份，过着她普通的生活。在日常生活的细腻琐碎维护中，王启尧和几个和她有着相同感受的人一起，平静地度过了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转型和“文革”时代。中间经历了和几个男人不成功的恋爱，还有一个私生女。“文革”后，年近中年的王启尧成了人们对女儿薇薇时代旧上海敬仰和怀念的依据。旧时光仿佛又回来了，她却成了旁观者。王启尧试图用大人物留下的金条换取怀旧的“老克拉拉”的陪伴，但这盒金条却让她死于女儿同学的男朋友(一个叫“长脚”的流氓)的一场抢劫动机的谋杀中。这是故事的结尾。
2.王启尧
王启尧是故事的主角。虽然她的性格不是特别突出，甚至“平淡”，但通过阅读这个人物，对理解整部小说还是很有帮助的。王启尧有内外两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实力和美貌。
王启尧的美“有些家常”，她体现了一种“生活情调”，“不是戏剧性的，而是生活化的”。穿家常碎布旗袍的王启尧最贴心可爱。王启尧的美是对上海城市特色最贴切的诠释。虽有万千风情和荣华富贵，但并非高不可攀的贵族。相反，它完全是普通的，甚至是庸俗的，但却是甜蜜的，真实的。正是这样的形象，让王启尧在上海小姐选美比赛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符合民意”的“第三届小姐”，并对她的美貌给予了最精辟的评价。然而，美丽带给她的并不全是爱与关怀，还有残酷与悲伤。时过境迁，随着她失落的心情和苍老的容颜，王启尧平和地生活着，温柔优雅，气质出众，平静地等待着她珍爱的过去回来。然而，当历史进入七八十年代，久违的熟悉生活似乎又回来了。虽然“美人迟暮”，但时间的流逝依然在她美丽的脸庞上刻下了时间的脚步，在这场似曾相识的盛宴面前，她成了旁观者。美丽成了她永恒的梦想。
阅读《长恨歌》，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王启尧外表柔弱，内心强大。在她的一生中，经历了几次没有结局的悲壮爱情后，她依然顽强地在跌宕起伏中走出了一条坦荡的人生，似乎再大的困难也阻挡不了她优雅的日复一日的生计。即使瞬息万变的时代震撼了她，她也只是在吴桥拐了个弯，最后恢复了平静。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启尧仍然在烹饪精美的家常菜，过着孤独，优雅和自给自足的生活，装饰着繁荣的旧梦的碎片。她的世俗，她的喜怒哀乐，她的劳累，她的焦虑，都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巨大勇气下慢慢消散，所以她在灾难面前能够从容不迫，从容不迫。“在经历了历史的狂风暴雨之后——她终于倒地而亡，一个崭新的上海在旧上海的遗迹上生长”。王启尧却不是这样，它被称为“不屈不挠”。
三、关键词解读
这部小说的主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我们选择以下关键词作为具体视角来分析这部小说的丰富内涵。就像小说的版式本身用与小说内容最密切相关的词语作为线索一样，这种方式简洁而深刻，便于读者把握关键的主题信息。
1.日常生活和历史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生活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不是直接的描述或再现，而是一种日常状态。在《长恨歌》中，其实包含了王安忆个人对“日常生活”和“历史”的看法。她通过“日常生活”表达自己的“日常历史观”。王安忆曾说:“我对历史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不认为历史是由事件组成的。现在我们总是特别强调事件，大事件。我觉得事件总是从日常生活开始，当它们成为事件的时候，其实是从日常生活中增加了价值。历史的变化都是日常生活的变化。”也就是说，《长恨歌》这部小说中的“历史”不是由时间构成的，而是由琐碎的日常生活构筑的，而这种日常的琐碎构成了历史的基础。
我们可以在《长恨歌》中看到王安忆对历史的理解。例如，这段摘录展示了王启尧平静的生活。从1957年开始，和平年代的人们每天都是“围着火炉夜谈”，做各种吃的，聊各种八卦...这些细节的密集堆积，让人感觉很丰富，很富有。“这些在历史转折中见证了上海这座东方不夜城的风风雨雨的都市遗民，只能像鼹鼠一样窝在中间想当年的繁华。有了这个‘世外桃源’，他们可以从历史进程的惊涛骇浪中汲取温暖和慰藉。”这是一座城市的底层，各种形而上的思想和历史的沉浮都无法插入这些世俗的细节。就这样，人们终于发现，那些世俗的细节也像流水一样从指缝间消失了。历史就这样形成了。也许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长恨歌》是一部史诗。
《长恨歌》“这个故事吸引我把它写了下来。是王启尧从选美舞台上走下来，平静地走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的客人逐渐从小资变成了外币黄牛、长腿等人。这是我知道的历史”。(王安忆、王雪莹《长恨歌·非乡愁》)王启尧是一个被“天”困住的人。她的日常生活、思想、举止都符合王安忆塑造的“东方平民生存价值观”。人生如线，物质，琐碎，与“天下大事”无关。就这样，王启尧。她默默经历了一段传奇人生的风风雨雨，却从未打听过什么所谓的“人生的意义”。她只是认认真真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的本分。“那些稍纵即逝的东西，都是泡沫，正因为底下有这样一个坚实的、非常琐碎的日常生活，才有可能让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奇特的色彩”。
王安忆以封闭的历史时间空和高超的叙事技巧完成了对独特历史观的审美表达，深刻体现了对细腻、灵活、独立、顽强的市民精神的歌颂和对淳朴人性的悲剧体验以及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