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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四年了，每年除夕，我都要拿起几乎一年都拿不了几次的毛笔，在惨白的纸上写上老家那永远不需要刻意记住的地址。本来就写不好毛笔字，这时候手又分外地软，写出来的字很难看，不知道我那写着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的父亲看到我这样的字，会不会很失望。当年他看见我在大学里学写毛笔字并且写得还算凑合的时候，曾经说过，以后我可以替他写对联了。可是我大学毕业没有回老家，始终也没代替他写过对联，以至于荒废了书法，至今只有退化。我每年都提前买好纸钱，但是我就是不愿意提笔写这张白纸，总是磨蹭到除夕夜里不得不写时才写。除了怕父亲不满意我的字之外，还有就是不知道这份作为“路引”的文字该怎么写，很后悔没跟父亲学学。不知道格式什么样，不知道内容该写啥，只能按照我的理解，写成信封的样子，放在一叠纸钱的最外面，权当汇款单用了。而父亲是我们那前后村子里唯一一个会写毛笔字的人。
每年快过年的时候，我们家都像走城门似的。村里人都夹着一卷红纸或者各种颜色的纸进出我家那看起来十分拥挤的屋子。红纸是写对联的，彩纸是写标语的，那时候，土墙上都用标语装饰，花花绿绿，很鲜艳，只有那样才是过年的样子。父亲盘腿坐在土炕上，背对着窗户，面前是一张我们吃饭用的八仙桌，父亲一板一眼地叠好对联的宽窄长短，再用一个学生用的铅笔刀割开，然后铺开，在我家吃饭用的小碗里蘸上墨汁，很潇洒地转动着手腕，一个个油黑锃亮的字就魔术一样出现在纸上。每写完一个字，我就在前面拉一下纸，以适应父亲写字的位置，因为父亲是坐着不动的。全写完了，我就把这幅字拿到热炕头上烘干。因此，我们家不大的一铺土炕，就总是满满地铺着红纸黑字或者红黄绿粉各种纸和它们上面的黑字。干了一批，村人就卷起来夹在腋下走了，下一批再接上来，这样的日子能持续三四天，因为村民并不是一个接一个地来，是零零散散地来，只要是有人来求写对联，父亲就会放下自己手里的活，即刻铺纸蘸墨，很愉快很投入地挥毫泼墨。每写完一张，还要提着笔左右歪着头看看，不知道是在欣赏还是在找遗憾。过年之前都是分外忙，母亲常常因此发脾气，甚至在村人走了之后大骂，说父亲躲活，拿这个当借口，搭着墨搭着工夫，也没人给工钱，也赚不出来个好。那多半是母亲累得草鸡了，也有占着热炕让母亲没地方发面的缘故。父亲的对策就是不吭声，任你骂，该写还是写。现在想来，父亲写对联是多年的习惯，也是一种享受，在对联的书写过程里，有父亲的陶醉，那是能说书会唱二人转的父亲难得的一点自我欣赏的机会。
为了写对联和标语，父亲老早就关注报纸，那时候报纸上面每年都提前刊登对联的文辞。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报纸就保存在他的卷柜里。父亲会把那些对联抄下来，不至于到了写的时候没有词儿。
父亲的毛笔都是廉价的劣质品，这是我到了大学学写毛笔字的时候才知道的，那年寒假，我特意给父亲带回去一只好毛笔，父亲用过后一叠声地说“这个好，这个好！”此后这只毛笔就不许别人动了，谁要是想试试，他就只给用原来的破毛笔。父亲还给这只毛笔糊了个笔帽，用完洗干净就套上。为了能顺利地套进去不搓揉了笔头，他都是用嘴把笔头吮成锥状再戴上笔帽的，有时候唇间还留有淡淡的墨痕。
除了写对联之外，父亲也帮村民写信，写完了还要读给求写信的人听，听得多了，以至于我都记住了开头。开头总是“想念的xx，见字如面”或者“XX大人，见字如面”。结尾也有套话，基本是“预祝XX，并祝各府均安”。那时候我不懂，以为是隔府君安，心想，管隔壁干嘛，写个信还要祝墙那面的人家安，真是多余。
父亲还会写“冥文”。就是给死人写信之类。每当有人去世，父亲都要给人家写“路引”，就是给逝者去黄泉路写的“导航”。有人家“烧周年”或者“烧百日”，都要找父亲写“包袱”，我理解那就是写“汇款单”之类的文字，但是，是长篇大论，父亲要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地满一张大纸，这个东西父亲只写不念，我就不知道写的什么内容了。过年，给葬在外地的亲人烧纸钱，当然也要写，至于写什么，我依然是不知道。因为是女儿，写这些东西时父亲也不让我看，说女孩属阴，不好接触这些。所以，我现在给父亲寄纸钱，也只能遗憾地按照我的理解写成信封的模样。如果父亲收到我写的这个“包袱”，肯定会付之一笑。但是父亲不会说我，因为他的女儿什么都是最好的，怎么写都是对的。
夜幕降临，我带着这个写的不好的“包袱”去给父亲送纸钱。当我在十字路口焚化纸钱，说：“爸，过年了，给您寄点钱，您可要收好啊！”的时候，我的眼泪依然止不住会流下来。我依然不相信：怎么就轮到我说这些以前只有父亲过年时候说的话了？怎么就轮到我拿一根木棍边扒拉火堆边自言自语地烧纸钱了？我那干瘦干瘦的父亲明明很硬朗，他正握着毛笔写春联。每写完了最后一笔还要飞扬一下手臂并停在半空，再左右歪两下头看看，然后跟我一起托着放在热炕上。而我家那铺烧的热热的土炕上，已经摆满了红纸黑字的对联，我的家，也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春意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