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谐巧性：早在实用性对联孕育之前，晋代的时候文人之间就开始形成一种“口头应对”的文化传统，目的仅仅是为了争奇斗巧，显示机智聪颖。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之后，蒙学教育中也形成了“对对子”的文化传统，往往追求对偶的工巧奇妙。这些都对对联文体的产生起过很大的催化作用，结果造成了对联文体不避讳甚至还侧重于文字技巧。如南阳武侯祠联：“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像这类过于追求文字技巧的语言，对于诗来说通常是忌讳的，因为正统的诗歌理论认为过巧必然伤气害意，如叶梦得《石林诗话》云“诗语忌过巧”，但这些技巧到了对联文体中却成为了正格。再有像藏头诗在诗歌里根本就是俗鄙不入流的，但嵌名联却是很常见的对联形式。再如集句诗基本上不入诗歌创作的大道，只被当成文人炫博的游戏，但集句联则被视为品味很高的对联，很多大联家都喜欢这类创作。至于如拆字联“此木为柴山山出；因火成烟夕夕多”以及“独角兽；比目鱼”这类技巧联和巧对，始终伴随着对联文体的发展而发展，这些文字虽然与灯谜酒令一类的文字游戏无异，但出于历史的原因，对联文体必须承认并作为“特例”保留这些从文体角度来说与文学无关的部分。
